这不是我要做的事｜包豪斯人
编者按｜
从经济效益来看，编织作坊可以算是包豪斯最成功的作坊之一。在魏玛包豪斯的诸多工作坊中，因编织媒材的女性化特质，其成员主要都是女性。她们尝试将传统与工业化的技艺融于编织当中，色彩与形式的灵感则大都来自保罗·克利的理论课程。
事实上，格罗皮乌斯也极力将数目众多的女性与学院的其他部分相隔离。随着性别研究的兴起，曾淹没于历史的包豪斯女性们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然而，若将包豪斯女性的问题单独抽离，纯以理论维度来“填补空白”，则难免弱化了充满矛盾和张力的包豪斯星丛。本期我们将继续以生日纪念为契机推送与“包豪斯人”有关的内容。这篇有关格特鲁德·阿恩特[Gertrud Arndt]的文章，在包豪斯女性群像中，是一类不同的面向。参加编织作坊并非阿恩特的最初意愿，但能让她继续留在包豪斯学习。在格特鲁德与包豪斯的多重交集中，我们也通过她的个人视角看到了包豪斯人对包豪斯神话的警惕与破除。
Gertrud ARNDT｜1903年9月20日-2000年7月10日
这不是我要做的事 | 包豪斯人｜2009
本文4500字内
“无论是否想去，她们都加入了编织作坊。是的，这是唯一的出路……可我从未想过做编织。那完全不是我的目的。不，一点也不。所有的那些纺线，我都不想要。不，这不是我要做的事。”
——格特鲁德·阿恩特
1903年，格特鲁德·阿恩特[Gertrud Arndt] 出生在上西里西亚的拉齐布日小镇（波兰南部）。直到1923年冬季学期被包豪斯正式接收之前，格特鲁德一直就读于埃尔福特的工艺美术学院。在包豪斯，除了莫霍利·纳吉的初步课程，她也参与了克利的色彩与图形课程，克利的课程体系尤其吸引她。格特鲁德用十四张黑白墨水与色彩相间的速写稿，细致地记录下了克利的理论，比如灰色是标准；运动与反转运动；基本形之间的对照。克利作品中变化多样的“正方形”主题，成为格特鲁德后期设计的主题。同时，她处理色彩时的差异方式也可以追溯到克利。
1994年，91岁的格特鲁德，向英格丽·拉德瓦尔德，以及根塔·斯图尔策的女儿莫妮卡·施塔德勒回忆道：“在艺术上，我们追随着克利和康定斯基。他们是我们的英雄”。开学伊始，除了那些速写稿之外，格特鲁德创作了大量的设计图。这些设计图的质量与数量决定着一个学生在作坊中的去留，“你必须创作，无论你是否被接受。”
格特鲁德想继续学习建筑，但她在结构课程[construction course]中是唯一的女性，按她自己的说法，在那里她感到茫然若失。乔治·穆希看过她初步课程的绘图结构后，说道：“让我们做出一块地毯吧”。
于是，格特鲁德便加入了编织作坊。身为一个女人，她将这次的作坊训练，视作她唯一能够继续在包豪斯学习的可能。起初，她为格罗皮乌斯在魏玛的办公室设计并制作了地毯，这块地毯已在1923年的包豪斯展览中被重新设计。从拜耶[Herbert Bayer]的等角设计草图来看，它展示了一个经过严格划分的，且在内部嵌有立方块座椅区的立体空间。格特鲁德以她那蓝黄方块相互交织的栽绒地毯加重了整个空间的立体特性，同时也用黄色直角与座椅相配。这份设计草图和12条着色纹路样本得以留存，因此这块为魏玛校长办公室设计的地毯便能够再次翻版。由于无法购得纺线，1924年之后她精心绘制的基于37种颜色的地毯设计图尤其难以实现。“在没有任何知识与援助的情况下，我必须要为所有的毛线染色。这糟透了”，1993年，格特鲁德在福维克公司产品手册的简介中这样回忆道。
1920年代初期，恶劣的经济环境对多数包豪斯成员来说尤为艰难，其中也包括格特鲁德。她在1993年写道，“所有人都营养不良，我体重82磅”。同年在一次访谈中她又讲起：“我每周用一条面包和半磅黄油付房费。她（女房东）很高兴得到面包……如果你在晚上交现金，那么第二天早上它将一文不值。” 1924年，格特鲁德申请放弃每个月二十马克的作坊成本费用，该请求被准许。校长格罗皮乌斯在1925年1月22日的说明中写道：“由于家长自身没有任何巨额收入，格特鲁德小姐仅接受着极其微薄的财政支持。很大程度上，她必须自己赚钱。”一种可能的赚钱途径是让作坊对外接单，或者为展览生产展品，例如贸易展览会。鉴于上述状况，值得注意的是1927年格特鲁德与米拉·莱德勒[Mila Lederer]一起抗议学校展览的作品被统一标记为“Bauhaus”，而没有提及个别学生的姓名。很久之后，奥缇·贝尔格[Otti Berger]也对此事表示反对。与此同时，格特鲁德为针织商品[ cut goods ]制作了很多样品，大多带有含蓄色调的条纹。这些针织品因清晰简洁的特性，于1979年被斯多克公司[Stock]重新制作。
1927年3月4日，格特鲁德与另外三位包豪斯学员的学徒期已满，她们一起参加了格劳豪的织工协会的入行考试。在考试中，她被指定制作大批体积更大一些的作品，例如变化着深浅色调的双层织物。这些宣称是“挂毯”的作品，成为了所谓的 “包豪斯风格”的范本。随后又出现了类似针织商品的织物。此后更出色的作品是托斯特4号[Thost No.4]栽绒地毯，它具备同样的正方形特征，是为汉堡船运公司的所有者而设计和制作的。自1927年以来，在这件织毯和其他织物中，仍会出现彩色的织物样本。学生们期望按照现行经济效益标准来计算公开出售产品的销售价格，这其中包括所有的制作和空间费用。于是，一份关于格特鲁德的地毯价格的精确计算被保存了下来：按照她的计算，645工时的单价为30芬尼，45个工时为每小时50芬尼；按照所用材料重量，以及30%的作坊成本费加50%的一般支出来定价。上述结果是两种不同的价格：一个是地毯本身的售价——2000马克（用墨水所写）；另一个是设计的售价——1455马克（用铅笔所写）。
1927年，格特鲁德与包豪斯学员阿尔弗雷德·阿恩特结婚。他已在1924年完成熟练工人的入行考试，曾以自由职业设计师的身份在普罗布斯策拉生活与工作。在那里他创造了幸存下来最大的包豪斯建筑群,即在图林根的人民宫[Haus des Volkes]。阿尔弗雷德·阿恩特于1928年在包豪斯工作，同年参加了大师资格的考试。1929年，夫妇二人搬到德绍，阿尔弗雷德·阿恩特在那里成为了包豪斯建筑作坊的全职大师。
显然，格特鲁德·阿恩特对伴随婚姻而来的固定身份并不感兴趣。虽然仍制作一些纺织作品，但她自身越来越致力于摄影创作。她参加包豪斯的活动，也加入了沃尔特·彼得汉斯[Walter Peterhans]在1929年新开设的摄影课程，然而这并未完全融入她的日常工作。她仍有休闲时间，1993年与萨比娜·莱斯曼[Sabina Leßmann]对话时，她回忆起当时的情况：“坐在家里什么都不做，可以说，在百无聊赖中开始拍摄那些照片”。此时，她没有赋予她的照片任何艺术意义。摄影首先是个人记录或对自己身体的探险。直到二战之后重新发现包豪斯，她的照片才被出版和展出。其中一部分作品清楚的展现了她对新视觉[Neues Sehen]手法的精通。在埃尔福特期间，格特鲁德·阿恩特就已经买了一台相机，开始最初的尝试，可惜这些作品无一幸存。然而，我们可以看到自1926至1932年的综合摄影集。这包括现今著名的，身着各式各样服装的43张自画像系列，它被格特鲁德·阿恩特命名为面具肖像。1979年，她描述了这些只花了几天功夫的创作：“在相机对面，我坐在距离窗户两米远的椅子上。一把扫把靠在凳子后面，凳子上贴着一张印有小版画的纸张。我专注于一点……我没有自动快门，所以我在快门键上固定了一条线，将它垂直地拉伸到地板上，并穿过一个重物，以防止相机掉落。我拉着线的末端，以便轻松地拉扯它。”这些被格特鲁德·阿恩特描述成其消遣之作的变装照片，似乎享受着对现代摄影的所有必要条件的反抗：没有极端的角度或细节；没有构成主义的镜像，没有简化的基础几何图形。取而代之的是来自祖母时代的、轻快华丽的配件设计；纺织品和纸花、颈链、面纱、帽子和手套、羽毛和花边，在多样的舞台布景的映衬下，将其内在个性加以彰显。正如萨比娜·莱斯曼所说，“她把她自己打扮成蛇蝎美人、乖乖女、世界中的女人、亚洲女人、稚气的顽童、可敬的人和寡妇。”那些复杂各异的情感，如悲伤、纯真、欲望和疯狂露骨的愉悦，被同时探索。格特鲁德·阿恩特的摄影对话展现了一种想象力、风趣，以及均衡的游戏于自我保护和越界之间的无畏，与自身融为一体的积极个性，和身为艺术家对其职业的熟练。当接受萨比娜·莱斯曼的采访时，90岁的格特鲁德·阿恩特这样描述她那无拘无束的好奇心产生的源头：“我只是单纯的对人脸感兴趣，人们都在用面部做什么？仅仅需要睁开双眼，你就已经是其他人了，不是这样吗？”
德绍期间，格特鲁德·阿恩特与根塔·斯图尔策[Gunta Stölzl]成为好友。她们时常一起旅行，根塔在记录1927年的布列塔尼之旅时写道，她们“像沙滩中贝壳一样慵懒，气氛总是非常愉快。
1929年根塔结婚后，格特鲁德·阿恩特与她的友谊逐渐演变为与斯图尔策-沙伦[Stölzl-Sharon]夫妇的友谊。身为建筑师，阿恩特与沙伦有着许多的兴趣共通之处。女人们组建起了临时的家庭。她们在餐厅会面，就像她们住在一楼的单人间那样。根塔·斯图尔策与丈夫和孩子共用一个房间。格特鲁德·阿恩特回想起斯图尔策在“小型的厨房里做饭”，并且“我们总是在一起，没有彼此相互的帮助，我们无法生活下去”。
1930年，尽管这两对夫妇经济困难，他们仍一起前往意大利的瓦拉泽、热那亚和马焦雷湖。1931年带来了深刻的变化：根塔·斯图尔策不得不离开包豪斯；沙伦返回巴勒斯坦为他的护照延期，并留在那里。格特鲁德·阿恩特在多封信中都谈到她这位朋友的命运，直到1932年她在德绍的工作也不得不停止，以及包豪斯的关闭。她在1932年2月给根塔的信中这样写道：“我们彻底的适应了旅行、分离和一个新的世界。你有什么人脉吗？亲爱的小根塔，如果我们当真找到工作，你会加入我们的……你看，最后人们还是要依靠老朋友们。我们不再受到欢迎了吗？”同年，阿恩特夫妇搬到了普罗布斯策拉。起初，阿尔弗雷德曾在那里从事广告工作。1935年之后又再次成为建筑师。战争期间，尤其是上述时期之后，根塔·斯图尔策的包装设计在瑞士大受欢迎。1948年，当阿恩特夫妇在困境中离开苏联前往达姆施塔特时，他们被迫留下很多他们的财产。格特鲁德在8月2日写信给根塔：“每个人都十分害怕，每个人都喜欢那以上帝之名的铁幕最终不会降下…一切怎会如此悲哀…那些俄罗斯人不让任何家具过境。若要通过，便要整体切断打碎，那样它看起来便不像家具了。” 格特鲁德·阿恩特在1949年夏天去根塔·斯图尔策在瑞士的“天堂”拜访她，隔年又去了一次。
战后他们与包豪斯往日的学员们重新取得了联系。1950年，包豪斯学员们的第一次聚会在斯图加特举行，之后格特鲁德·阿恩特写信给根塔·斯图尔策：“再次看到我们都很好，这真令人高兴。短暂的聚会让我对他们产生某种强烈的感受。差异不会立刻击中你，而是在他人作为一个简单事实摆在那里的时候。他或她都是如此。不带有吹毛求疵和对任何事的琢磨。这种琢磨并非真的可以忍受。当抛光到光亮的表面时，一个人才可以更美的展现。”
在此期间，包豪斯产品再次引发了大众的兴趣，相关出版物随之陆续出版，格特鲁德·阿恩特表示：“无论我对这样的世界说什么，都是无用的。我时常好奇人们是如何把每一小块布料都视如至宝，好像它是新发现一样。为了谁而作？为了什么而作？为了赚钱，是的，那是十分必要的。”
1994年，格特鲁德·阿恩特再次回到德绍，届时福维克公司引进了首次专门由女性设计的新地毯系列（Classic）。福维克产品手册上这样写道：“我们拥有独特的、历史的可能性与格特鲁德·阿恩特、莫妮卡·贝拉·布朗纳[Monica Bella-Bronner]和凯蒂·费舍尔[Kitty Fischer]这三位包豪斯女性讨论原创设计，并意识到这些产品运用的是最现代的制造方法。”在福维克公司庆祝之时，格特鲁德·阿恩特发现格雷特·赖歇特[Grete Reichert]曾参与导致根塔·斯图尔策被解雇的阴谋。这让她备受打击，放声哭泣。格特鲁德·阿恩特逝于达姆施塔特，终年97岁。与她生前慷慨热情的性格相一致，她邀请朋友与家人在她去世以后举办了一次欢乐的包豪斯派对。
文｜英格丽·拉德瓦尔德、乌瑞克·穆勒 试译｜李丁
文章来源 | Bauhaus Women：Art·Handicraft·Design，Flammarion，2009
责编｜X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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